2011年07月14日 来源：《贵州日报》
一、苟坝会议的历史背景及主要概况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还有三个任务尚待解决：一是常委分工。遵义会议已经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由张闻天代替博古担任党中央的负责人，但是由于张闻天本人再三推辞，会议对这个问题没有作出决定。二是讨论通过遵义会议决议。在遵义会议上，只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调整党中央军事领导。遵义会议取消了党中央领导军事的最高核心三人团，但没有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代表政治局全权指挥军事的最高权力机构，这是流动中的红军最紧迫的中心问题。
由于国民党军队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压来，中央红军不得不在转移、求生存的行军途中再举行会议来完成这些任务。2月5日至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庄举行常委会议(党史界统称为扎西会议)，讨论遵义会议决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博古在这里交权，张闻天接替博古负党中央总的责任。
1935年1月下旬，由于指挥土城战役失利，刚刚重新走上军事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威信受损。1935年3月初红军二占遵义期间，由张闻天提议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军委商议，于3月4日正式成立前敌司令部，朱德任前敌司令员，毛泽东担任前敌政治委员。
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电给军委，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这个建议，涉及全军行动，围绕着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这一问题，张闻天在遵义县苟坝村新房子召集驻苟坝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以上的首长开会。会议从早上开到夜间，参会的所有领导人除了毛泽东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只有毛泽东坚决反对攻打打鼓新场。
毛泽东是这样分析的： 遵义战役后，蒋介石亲临贵阳督战，红军仍处在国民党军大小包围圈之中。3月5日，蒋介石已经下令各路追剿部队向遵义、鸭溪地域压来，红军再一次陷入了敌军四面围击之中。如果红军硬要去攻打打鼓新场这一堡垒，突出敌军新的包围合击圈就更难。从打鼓新场西南面看，滇军从黔西到打鼓新场只需一天行程；从西北面看，国民党军周浑元纵队三个师只要大半天急行军就可赶到打鼓新场侧击红军后背；从东面看，国民党军吴奇伟纵队两个师只需大半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打鼓新场攻击红军左侧背；从东北面看，川军三个旅和国民党军上官云相部两天行程就可以赶到打鼓新场投入“聚歼”红军的战斗。虽然打鼓新场只驻有黔军一个师六个团，战斗力也不强，但是，打鼓新场筑有城墙，修有碉堡，黔军完全可以坚守待援。如短时间内不能解决战斗，红军必然被打鼓新场之敌死死拖住，待援军围歼，导致全军覆没。
然而，在遵义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和“再打大胜仗，赤化全贵州”、“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等口号鼓舞下，全军上下只想着打大胜仗，在苟坝会议上出现了大家一致要打驻守在打鼓新场的黔军，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说不能打的局面。
张闻天鉴于以前的负责人专断不好，看大家争论激烈便来了个民主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结果20多个与会人员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并将毛泽东刚当了7天的前敌政治委员的职务表决掉了。
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找到周恩来，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了朱德。3月11日早，周恩来提议继续召开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最终决定撤销进攻打鼓新场计划。这一重大决定，避免了党和红军遭到全军覆没的危险。
苟坝会议也暴露出“原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决定军事行动”这种领导方法的弊端。根据毛泽东的提议， 3月12日，张闻天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即：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苟坝会议成功的使红军再一次避免全军覆没的危险，同时完成了遵义会议改变党中央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的任务，进一步确立和巩固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二、苟坝会议的历史地位及主要特点
苟坝会议事实上已成为中央政治局继遵义会议后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其历史地位和主要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具有重要性。苟坝会议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两点：其一，会议最初议题是讨论军事行动，在争论红军是否进攻打鼓新场这一生死存亡关头，毛泽东再次力挽狂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其二，随着会议进展，引出讨论成立三人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领导军事”这一重要领导机构的新议题，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因此，苟坝会议在党史军史上应该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二是具有连续性。遵义会议是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在会议上作出了四条决定；一是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是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是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四是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遵义会议把毛泽东选为常委，在后来的扎西会议上完成了常委分工。从苟坝会议的内容和结果来看，可以说，苟坝会议是遵义会议的继续，至此遵义会议后的组织整顿工作便大体完成。
三是具有求实性。真理有时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当大多数人都主张进攻打鼓新场时，只有毛泽东一个人审时度势，把握全局，始终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在被表决掉前敌政治委员后，仍然为党和红军的前途着想，继续做说服工作，少数人的真理终于说服了多数人的激情。第二天取消了攻打打鼓新场计划，第三天从实际出发，成立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
四是具有标志性。其主要标志是：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代表政治局常委全权指挥军事，从组织上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核心的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王稼祥、陈云等新的中央领导集体。
三、苟坝会议对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启示
苟坝会议由最初讨论军事行动演变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党的民主集中制以诸多启示：
启示一：既要坚持广泛民主，也要实行正确集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上的统一；没有力量在一点上的集中，就没有斗争的武器。胡锦涛强调：“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持正确集中，是凝聚全党智慧、进行正确决策的必然要求”。党章也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遵义会议之后，中央政治局几乎天天都在举行会议，讨论红一方面军和其他各根据地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考虑到以前的负责人专断不好，因此，每次开会讨论军事行动，都由20多人参加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事实证明，在战场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的战争环境中，每一次军事行动都经20多人的中央会议讨论决定，是非常被动的，既容易贻误战机，又不易统一意见，甚至正确的意见还有可能被反对的意见压倒。因此，这种会议形式的弊端暴露出来后，中央果断成立了新的三人军事小组代表政治局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苟坝会议再次说明，民主对集中具有基础性作用，而集中对民主具有指导性作用，在党内，不能只有充分的民主，没有正确的集中。
启示二：既要敢于坚持真理，也要勇于修正错误。坚持真理需要胆识和气魄，修正错误也需要胸襟和情操。坚持真理是认识论的原则，服从多数是组织原则。一般来说，服从多数与坚持真理是一致的，但是，并非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多数人的意见都是正确的，有时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苟坝会议上，毛泽东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在被表决掉前敌政治委员后，仍然顾全大局，心系红军，胸怀天下，不惧人前冷语，不怕丢掉官帽，始终坚持真理。当与会红军指挥员意识到自己的失误、发现到自己的错误后，带头自我批评，及时纠正错误，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尚真理、尊重事实的高尚情怀和高风亮节。事实证明，只要耐心细致地摆事实、讲道理，充分说明理由，讲清是非利害，是能够说服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改变看法和态度的，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为我们作出了典范。
启示三：既要注重会议决定，也要搞好个别酝酿。“会议决定”重大问题的前提是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而“个别酝酿”是民主讨论的基础，是为“会议决定”做好准备的过程。在个别酝酿的基础上开展充分的民主讨论，有利于党委成员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克服个人思想认识的局限性；有利于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为正确集中、顺利形成决议创造条件。当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被否定后，他首先与党内委托的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进行个别酝酿，坦诚交流，讲清局势，形成共识，统一思想。说服周恩来后，两人又一起说服了前敌司令员朱德和党的总负责人张闻天。第二天，当他们阐明正确主张后，大家一致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为会议作出正确的决定提供了事实依据，打下了良好基础。
启示四：既要重视多数人的观点，也要尊重个别人的意见。贯彻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基本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苟坝会议上，20多人举手表决，只有一双巨人的手始终没有举起来。从苟坝会议的实践来看，我们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简单行事，更不能动不动就搞举手表决。在尊重多数人观点的同时，要注意充分听取少数人的意见，吸取少数人甚至是个别人意见中的合理成分。陈云说过：“有钱难买反对自己意见的人。有了反对意见，可以引起自己思考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可能受文化知识、工作经验、社会阅历和信息占有的局限，抑或受利益驱动、私心杂念和感情因素的影响，多数人的意见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要匆忙作出决定。要在客观理性、全面分析、慎重研究的基础上适时表决，正确决策，科学决策。(作者为贵州省遵义军分区政治部主任)